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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力群自述中的高岗:他对不起朋友,他的门再热我也不去走(图)

2017-12-14 11:11来源:网络整理

(原标题:邓力群自述中的高岗:他对不起朋友,他的门再热我也不去走(图))

 

  1950年6月,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与包尔汉、赛福鼎、邓力群(右一)等同志合影。 新华社 资料

  今年11月,《邓力群自述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  2006年暑期,邓力群在北戴河休假,每天上午同编写组的同志谈两三个小时。从8月4日至20日,谈话十六次。编写组成员对邓力群1915年至1974年六十年经历的自述进行了整理。

  《邓力群自述》的出版已是邓力群身后之事。

  据新华社报道,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无产阶级革命家,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,马克思主义理论家,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100岁。

  邓力群在自述中,提到了众多与之有过交集的老一代革命家,其中也包括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。

  1949年,邓力群从安东到沈阳,在东北局组织部转了党的组织关系后,东北局要他搭乘高岗的专列赴北平。尽管很早就已听说过高岗的名字,并在1943年听过一次高岗批评郭洪涛的讲话,不过邓力群第一次和高岗正式谈话正是在这趟火车上。

  邓力群回忆,一路上,高岗与他很随和地聊天。高岗说:“我这个人乐于当助手,林彪同志当东北局书记,我就很乐意当他的助手,很高兴;他南下,我也想南下,继续给他当助手,可是中央不同意,要我留在东北,我很难过。继续当助手当不成了,只好勉为其难,留在东北。”

  火车上的谈话,给邓力群留下了对高岗的好印象,“显得很谦虚”。不过,邓又说,“我对高岗的看法,有一个从好到坏的变化过程。”

  在沈阳转车时,邓力群在沈阳火车站见到了来送高岗的李富春。李富春对邓力群说,他对张闻天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有意见,认为张闻天不应当把东北局内部的争论拿到会上,向那么多与会的人讲。

  那时,邓力群还以为,“在合作社赢利分红问题上,只是东北局内部有不同意见。”而到北平工作之后,“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,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”

  邓力群说:“我到北平后,一天晚上,刘少奇把高岗找去汇报东北工作,作为工作人员我也在场。汇报开始后,高岗还没说几句,刘少奇就提出了东北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,并且直截了当地对赢利分红进行批评。他批评得非常尖锐,说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是资本主义经营方针,是资产阶级的股份合作,总之是批得很厉害。这时,我才知道,对合作社赢利分红的不同意见不是来自省里,也不仅仅是李富春的意见,而是源自刘少奇。”

  当时,邓力群觉得,刘少奇批评合作社赢利分红,是因为刘少奇“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不同看法,他应该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看法”,并且,刘“是把合作社赢利分红当作很重要的问题来对待”,所以邓力群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并没觉得怎么样。

  让邓力群特别不高兴的是,“在沈阳东北局时张闻天曾和我说过,高岗是赞成我们意见的,当刘少奇批评赢利分红之后,他立刻转了风头。”高岗对刘少奇说,“我原来也不赞成合作社赢利分红,是张闻天搬了些本本条条把我说服了。”

  “我本来没打算说话,但听到高岗这种不合乎事实的、推脱责任的发言,非常不满。心里想,这样大的一个负责干部为什么对同志这样不敢负责呢?”邓力群当场就对刘少奇原原本本讲了事情的经过。

  1952年,邓力群离开新疆回到北京,曾被建议到国家计委工作。

  “这时,国家计委刚成立,高岗当主任,气势很盛,人称‘经济内阁’,大有压倒国务院之势。”邓力群回忆。

  然而,因为过去这出“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”的事情,“对到计委去,我没有动心,更不想主动要求去那里。”

  邓力群还回忆道:“那时,高岗住在东交民巷8号院。他那儿可是个热门。有人跟我说,高岗那里每个星期开舞会,你没去那儿吗?你那儿熟人不少呀!我接到过高岗那里的邀请,可是我没有去。他对不起朋友,他的门再热,我不去走。”

  1954年年初,毛泽东到杭州起草宪法。临走前,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
  邓力群在后来听说,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退居二线的想法,希望有同志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情,到他那里谈,帮助做决定。“谁在第一线,不知道说明叫刘少奇,还是没有说。”

  “讨论的时候,高岗说,条件不变成熟吧!意思是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不成熟。高岗还提出,是不是轮流主持。也就是说,他要轮流坐庄。”邓力群说,“会散了以后,高岗和陈云走在一起。上汽车前,他对陈云说:是不是设几个副主席啊,你一个,我一个。高岗的汽车开走,陈云从车上下来,回到主席那里,向毛主席汇报。引起毛主席的警觉。”

  邓力群继续谈到,“联系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兴风作浪,搞分裂活动,高岗要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就非常明显了。”

  1953年夏天,邓力群旁听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。会上,周恩来批评“新税制”,批评关于公私企业收税一视同仁的主张,指出这个主张实际上是减轻资本家的税收负担。“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话说,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。很严肃,一点不客气,但没有斥责的味道。会上也没有组织讨论。”

  “可是,高岗乘机活动,掀起风浪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叫‘随波逐流’。”邓力群说,“这个刘是刘少奇的刘的谐音。他鼓动随波逐刘,就是要把矛盾指向刘少奇,随批薄一波,赶刘少奇。”

  邓力群说,1953年12月下旬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,毛泽东警觉高岗有野心,在临去杭州前,毛即要求起草一份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。“他要刘少奇办这件事。”

  之后,刘少奇把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》稿印发出席七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,包括高岗、饶漱石在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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